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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吉发掘大型战国时期越国墓葬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安吉县博物馆,对安吉龙山土墩墓群中由于窑厂取土破坏比较严重的141号土墩,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墓葬虽已遭现代严重盗掘,遗留的随葬品寥寥无几,但仍出土了龙形玉佩、玉环、玉扳指等重要文物,特别是在墓葬封土外发现陪葬器物坑一处,共出土100多件陶瓷器,对认识越国大墓的葬制具有重要意义。

  墓葬结构及相关遗迹遗物 墓葬位于安吉县递铺镇古城村龙山东麓,按调查资料编号为龙D141。发掘前地面上保存有高大的封土,封土墩长径50、短径40米左右,高达8米。墓葬为有甬道的长方形土坑木椁墓,坐西朝东,墓坑完全开口在生土面上,规模巨大,长17.5、宽7.5、深1—1.5米,坑壁陡直,壁上可见清晰的工具加工痕迹,底部十分平整。墓内木椁早已腐朽,坑底留有2条垫置木椁的纵向枕木构。从腐朽后留下的痕迹和发现的一些树皮分析,可知当时木椁的形制为横截面呈三角形的两面斜坡状,木椁外包裹有树皮。墓坑底部统一铺垫有一层5厘米左右厚的细木炭,椁外紧贴木椁的四周填筑白膏泥,其外为五花土。

  甬道设在墓坑东头正中,挖入地下很浅,底部略向坑内倾斜,宽3.4—3.6、深0.4米。甬道正中挖有一条排水沟,沟底铺叠有好几层直径在10—20厘米左右的块石,用于向外沥水。甬道两边底面上各留有一排密集的柱洞,并一直通向坑内与木椁相连。有的柱洞内还留有木头腐朽痕迹,表明当时在木椁的前面还建有木结构的甬道,而从柱洞均向内倾的迹象可以判定,木结构甬道的形制也是横截面呈三角形的两面斜坡状,与木椁形制一致。

  墓内遭严重盗掘,盗墓分子翻遍了整个墓底,随葬品几乎洗劫一空,但仍出土了2件龙形玉佩、2件玉环、1件玉扳指等玉质文物。其中1件龙形玉佩不但雕琢十分精细,造型极其优美,而且体形较大,长9、宽8厘米,堪称玉器中的精品。其他出土物还有一些陶璧、陶瑗、陶纺轮和多达76件的陶质羊角与牛角形器,另外还发现2件漆木甲腐朽后留下的漆皮痕迹。

  此墓发掘的重要发现是在墓葬的北面封土外10.5米处,经过主动寻找发现陪葬器物坑一处,坑长11、宽3、残深0.3米左右,方向与墓葬完全一致。当时巨大的坑内全部摆满陶瓷器,惜因距地表太浅,大部分已被扰乱破坏,残存陶瓷器物达150多件,估计原先数量在500件以上。出土的陶瓷器主要是一些日常生活用的大型盛储器和小型饮食器皿,器类有印纹硬陶的瓮、坛和麻布纹小罐,原始瓷的兽面纹小鼎、盂、杯、盅、豆和器盖,另外还有一些仿青铜器的原始瓷与硬陶的铃、硬陶鉴等陶瓷礼乐器。由于残碎片较多,许多器形还有待在今后的整理拼对中进一步辨认。

  根据出土器物和墓葬的规模,可以判定是一座战国早期的越国大墓,大体形龙形玉佩和2件漆木甲的存在,不但表明墓主人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与身份,而且说明墓主人应是一位统领军队的男性首领。

  价值与意义 这座大墓虽严重被盗,出土文物很少,但仍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与意义,主要有以下几点:

  1、墓葬内的木椁和甬道虽已腐朽,但根据留下的迹象观察,可知其形制为横截面呈三角形的两面斜坡状,而且椁外也包裹有树皮,这与前几年发现的绍兴印山越王陵的木椁和甬道形制是一致的。这是继印山越王陵之后能明确判定为长方形两面坡状木椁的第一个重要墓例,它对研究认识越国上层高级贵族大墓的墓室形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新资料。或许可认为,横截面呈三角形的长方形两面坡状木椁,是越国王陵、王室墓和其他高级贵族大墓所普遍采用的独有形制。

  2、作为大墓的重要组成部分,墓葬封土外陪葬器物坑的发现,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发现与收获。此前,在去年上半年长兴鼻子山战国大墓发掘中,已发现第一例具有墓外器物坑的越国大墓,可惜在机械施工中大部分被破坏。这次在发掘中主动寻找后的再次发现,表明墓外专门设立陪葬器物坑,或许可作为越国大墓一项具有规律性的葬制葬俗来认识,它的发现不但对认识越国大墓的葬制葬俗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开阔了对越国大墓的认识视野,对今后的工作也颇具启发性和指导性。

  3、墓内大量陶质角状器的出土,对于认识此类器物的真正用途颇具启发性。陶质的羊角形器在以往江浙一带春秋战国墓葬发掘中常有出土,但由于一般数量不多,也无明确或固定的共存与配伍关系,因此,对于此类角状器的实际用途,过去一直不能明确,考古界一直在疑惑和思考中,曾一度认为可能是一种支架某种器物的支座。本次墓葬中经盗掘破坏后仍留下76件这类角状器,如此大量的角状器基本堆积在一起,没有其他的共存器物,而且从其质地、大小和形状区分,可分为羊角形和牛角形2种,羊角形为硬陶质地,体形较小,喇叭状的底边多施有戳孔和刻划纹饰,牛角形为泥质陶质地,体形高大。如果作为支座用途,那么多的支座随葬在如此高规格的大墓内,实是很难理解,也解释不通,而且按其形状实际上也很难支住器物。因此,这座大墓中如此之多角状器的出土,启发了对此类器物真实用途的深层思考,现在可以认为,它们并非是支座,而应该实际代表着羊角与牛角,是一种财富的象征,这也是这座大墓发掘所带来的重要收获。

  4、大墓所在位置与现存于龙山北麓的一座春秋战国时期古城遗址仅一山之隔、约2公里之遥,墓葬与城址具有内在关系的必然性。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考古取得重大成果,它首次揭示了越国贵族墓地的埋葬制度和等级制度,其墓地的完整性和礼器、乐器组合的完整性,成为我国越文化研究的一次巨大突破。其中的丘承墩越墓则是仅次于绍兴印山越王墓的越国第二大墓。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和锡山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组成的联合考古队于2003年3月至2004年12月间对无锡市锡山区鸿山镇开发区范围内的土墩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15个土墩中有7个墓葬是战国早期的越国贵族墓,分为小型、中型、大型和特大型墓等5个级别,他们以丘承墩特大型墓为核心,呈扇形分布。这是我国第一次较完整地揭示越国贵族墓葬在同一墓地中的分布规律。丘承墩是目前已知的仅次于绍兴印山越王墓的越国第二大墓,封土为长方形覆斗状,墓坑平面为“中”字形,长57米。根据墓葬的规模、形制和在墓地中的位置,以及随葬器物的数量、种类和等级推测,丘承墩墓主的等级应为仅次于越王的越国大夫。
  鸿山越墓出土的随葬器物是目前已发掘的越国墓葬中等级最高、质地最好且器类最为齐全的。7个墓葬中共出土了2000余件随葬器物,其中丘承墩随葬器物1100余件,玉器约40件。许多高等级青瓷礼器、乐器和玉器都是首次被发现和确认,并以蛇为主要装饰,构成独特风格。特别是四件琉璃釉盘蛇玲珑球形陶器,以8条蛇盘成圆圈状,一蛇口衔另一蛇尾部,红、蓝、白三彩相间。玲珑球是首次发现的最高规格的越国随葬器物,专家认为它是象征王权或神权的神器。
  鸿山越墓共出土乐器500余件,其数量和品类堪与曾侯乙墓相媲美。出土的青瓷乐器中既有成套的仿中原青铜乐器的编钟、甬钟和石磬,亦有越式的铃形器、簴座等,还有以往从未确认的缶,是越国音乐考古的空前发现,堪称种类齐全的庞大地下乐器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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